罗豪才主编：《行政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49、150页。

然而，在全球化背景下，基于这些差别反对法院参与对外关系的理由已经不像以往那么充分了。突出的例子是，最近英国决定脱欧以及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巴黎气候协定》等事件。

商务部在这方面采取了开创性的实践。另一方面，法院在监督对外关系权力的分配——包括联邦与州之间的关系以及国会与行政部门之间关系——等方面基本没有发挥作用。如前所述，对外关系法涉及与其他国际公共权威之间的互动，因此，一国的国际地位势必会影响其对外关系法的实践。比如，美国法院在一系列案件中确立了政治问题原则，并在特定个案中通过权衡具体情势来决定如何适用该原则，据此对行政部门的对外关系政策与行动给予其认为适当的尊重、遵从或配合{16}(P143-145)。就司法实践而言，根据中国崛起为法院提供的机会以及对法院提出的要求，有必要进一步更新观念，采取更深入的应对措施。

这一事实足以表明，中国法院参与对外关系仍然处于初步阶段，有必要进一步更新观念，加强制度与机制建设，推动法院更高效地参与对外关系。跨国司法对话不仅强化了国内法院的国际法实施功能，而且使其有可能具有国际法造法功能。(二)中国对外关系法的角色结构与法院的作用 对外关系法的角色结构主要是指在对外关系领域中立法部门、行政部门、司法部门以及国家元首之间的关系。

总之，洛克认为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开展对外关系，议会不应当介入对外关系领域。第二，对外关系法有助于中国重塑既有的国际法律规则。在多起案件——比如重庆正通药业案、浪琴表案——中，相关法院均根据该司法解释驳回了当事人要求适用WTO规则的主张。涉及大使、其他官方使节和领事的所有案件。

对此，日本政府通过外交渠道表示抗议{35}。一国开展对外关系既是为了参与国际关系治理，也是为了实施国内治理。

因此，我国有必要考虑借鉴美国行政部门在对外关系法诉讼中向法院提交利益声明的做法。一般来说，与中小国家相比，大国开展对外关系的利益更大，因而大国的对外关系法更有影响力。国际法的历史也表明，国内法，尤其大国的国内法深刻影响了国际法规则的形成与发展。当前，大量的既有国际法规则正在重塑。

这一局面也对中国参与国际规则制定产生了不利影响{37}(P8)。这表明，该规定注意到现实中可能出现涉及以外国政府为当事人的争端，比如中国公民对外国政府提起诉讼。这表明，司法部门强化参与对外关系并不是孤立的现象。2014年，欧盟理事会发布《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协定(TTIP)谈判指令》，规定了欧盟在服务贸易等诸领域的谈判目标。

第三，增强我国在国际法律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之法治新战略使得中国法院更有可能与必要强化参与对外关系。在频频采取包括街头运动在内的政治性方式的同时，私人也更多地采取诉诸法院的方式参与对外关系。

法院是对外关系法角色结构中的一类行为体，它通过裁判争端、解释国际法或国内法以及进行跨国司法对话等多种形式参与对外关系。第一，对外关系法有助于中国参与甚至引领制定新的国际法律规则。

在涉及对外关系的案件中，法院往往利用诸如宪法问题原则以及政治问题原则对司法权进行自我设限{16}(P134，142147)。近年来，最高法院权威人士在此问题上的思考明显趋于深入。如前所述，由于法官在诸如美国等西方国家不能参与缔约谈判，我国法院参与缔约过程体现了我国法院参与对外关系的优势。《美国对外关系法诠释》(第三次)的首席报告员路易斯•亨金的主张代表了多数美国学者在此问题上的观点[2]。一般来说，裁判活动是一国法院参与对外关系的基本方式，当然法院也可能经由裁判活动影响国际法规则的形成与发展。对外关系法的实践有助于展示中国作为国际法治的坚定维护者和建设者的形象{28}，从而减少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顾虑。

2002年美国通过的《两国贸易促进授权法》第2102条明确规定了美国在WTO及其他多边贸易协定等17个领域的谈判目标，并要求行政部门与国会进行密切磋商。另一方面，对外关系法与一般意义上的国际法也有所不同。

因此，囿于国际法与国内法的传统两分法思维难以准确界定特定的法律问题以及确定可能的解决方案，有必要确立一个能够体现对外—内部事务治理变迁的新框架，即对外关系法。其根本原因是，对外关系法回应了对外与对内事务治理的变迁，摆脱了传统的国际法与国内法两分法思维，它对于作为新兴大国的中国尤其具有重要价值。

当然，关键的问题是美国法院在对外关系实践中到底做了什么。【注释】 ■作者简介：蔡从燕，法学博士，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

对外关系法存在的一般理据是一国的内部事务有别于对外事务治理，这一理据主要是由洛克阐发的。中国特殊的对外关系法角色结构可以有效降低法院参与对外关系时可能存在的风险，同时使中国的法院发挥许多其他国家的法院所不具备的功能。但无论如何，特定法律没有包含条约适用条款限制了法院适用条约的依据与意愿，而删除原有的条约适用条款尤其可能被法院理解为立法机关反对通过司法途径适用条约。法院被认为，并且其自身也认为，应该尽可能避免参与对外关系。

其次是强化实体性的对外关系法建设。从整体来看，一国内部事务与对外事务治理的差异趋于减少，国际法日益成为重要的国际关系治理手段。

[3]在法院审查的对外关系案件，美国行政部门经常通过提交利益声明或法庭之友陈述的方式表达其立场，美国在这些文件中往往在一定程度上表达支持外国政府立场的态度。不过，不同国家的对外关系法之间存在着许多差别，这表明一国的对外关系法往往取决于该国的特殊性。

针对国务院的对外关系权限，《宪法》89条第9项以概括+列举的方式规定国务院管理对外事务，同外国缔结条约和协定。第一，中国和平崛起的新态势使得中国法院更有可能且有必要强化参与对外关系。

有关中国的立场，参见中国代表郭晓梅在第63届联大六委关于国内和国际的法治议题的发言(2008年10月3日)。由于中国特殊的对外关系法角色结构，中国法院参与对外关系不仅可以采取与诸如美国等国家的法院相同的方式，比如裁判争端，也可以另辟蹊径，比如直接参与制定国际规则。比如，更多的国家制定国际罪行法典{12}(P147)，这为法院行使普遍管辖提供了便利，这一趋势在美国表现得最明显。近年来，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发展总体上都出现了有利于法院参与对外关系过程的趋势。

第二，就司法部门与立法部门的关系而言，《宪法》128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宪法》67条第6项明确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监督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由于司法素来被认为是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运用司法手段解决对外关系出现的争端较容易被认为具有正当性，它不仅有助于提高我国对外关系领域的法治化水平，维护我国的主权权益以及其他当事人的正当权益，也有助于缓解行政部门面临的外交压力[8]{19}(P20)。

[6]在这方面，美国可能是唯一的例外。尽管如此，最高法院在参与对外关系方面仍然取得了一些重要进展。

因此，对外关系法实践有助于中国参与重塑既有国际规则，弥补以往国际造法参与不足的缺憾。该规定规定了在处理涉外案件时必须遵循密切配合、互相协调的基本原则，必须严格执行请求报告、征求意见和通报情况等制度。